Blog on Cinema: [訪問翻譯]貝托魯奇談身體的限制、美國電視劇和絕命毒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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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13日 星期日

[訪問翻譯]貝托魯奇談身體的限制、美國電視劇和絕命毒師

美國影評網站The Dissovle訪問導演貝托魯奇(2014/7/11)

原文:
Bernardo Bertolucci on physical limitation, American TV, and Breaking Bad / The Dissolve

背部受傷讓導演伯納多貝托魯奇過去十年大都困在輪椅上,想著可能再也不會拍另一部電影。幸好他是錯的,適當地說,Me and Youo是個關於禁閉的故事:一位青少年男孩(Jacopo Olmo Antinori)告訴他的母親他要出門旅行,但反而他在公寓大樓地下室置物間架起了帳蓬,寧願完全的孤獨。他的隔絕被他的異父姊姊所破壞,她下樓來翻找舊箱子,並決定男孩的地下藏身處是她戒除毒癮的最佳場所。在羅馬辦公室的貝托魯奇在電話中解釋道,他原本考慮用數位3D來拍攝這部影片,因為考量到簡單的佈景可能會讓觀眾感到無聊。相反地,他選擇了膠片,而且成品絕不無聊。過去其他更精巧地探索封閉空間中溫室心理的導演並不多,雖然Me And You缺少了《巴黎最後探戈》的性愛張力,或是《夥伴》的政治瘋狂,它本身依然是一部溫柔的、值得注意的作品。



The Dissolve:你之前認為你再也無法拍電影。是什麼觸發了你去嚐試, 為何Me And You是觸媒?

貝托魯奇:在我去紐約參加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辦我的電影回顧展的途中,我讀了這篇Niccolò Ammaniti的短篇故事。三小時之中我決定我想要拍這部電影。在我休息了這麼久的時間之後,我喜歡這故事,首先是從製作的觀點來看:這是兩個角色的故事,而且多多少少在同樣的場景,這鼓勵了我。很長一段時間我認為我沒法拍出來,也許是因為我還沒有接受我自己的狀況--我的命運--所以我很鬱悶。終於,當我接受了整個處境,我告訴自己「這太棒了,我可以做到」。我的腦袋仍然靈光,唯一不同的就是我在看取景器的視角。我會像是在拍一部小津的電影,三腳架永遠架在我輪椅高度附近。電影從現實吸取養份,所以製作上的實際理由成為了現實的一部份。

我告訴Niccolò在小說中我不喜歡的一個地方,就是姊姊在結尾因吸毒過量死去。這好像成了電影的慣例,當某人患上了某種癮頭,一位毒蟲,他們永遠會在電影結束前死掉。我告訴Niccolò,「聽著,姊姊不會在電影中死去,請試著理解,電影和書是不同的東西」,他也理解。當男孩在最後一個鏡頭中微笑,這會讓你了解很多的事。在地下室他度過的時光,他有能力去保護他姊姊的事實--這就是那微笑的原因。那微笑道出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如何能改變一位男孩。 

The Dissolve:你拍了不少關於角色在室內度過非常多時間的電影,從《巴黎最後探戈》到《巴黎初體驗》。

貝托魯奇:我不是因為禁閉的題材而選擇它,但我有看到它。幽閉恐懼症(Clustrophobia)?不,Clasutrophilla?[譯註:可能是不確定字怎麼拼?] 

The Dissolve:當Lorenzo微笑地從地下室出來時有種感覺, 禁閉是他需要的,也是他欣然放下的。這反應了你自己再度將作品推到世界上的喜悅嗎?

貝托魯奇:我不會這樣寫[笑]。但微笑一直在我臉上,能回去[拍片],能做已經熟悉一輩子的事是很棒的事。 

The Dissolve:最後的停格看來像是有意向楚浮的《四百擊》致敬。

貝托魯奇:那也是因為我過去對楚浮不太公平。六零年代時我愛上了高達,我發現楚浮太過於中產階級。人可以耍蠢,我必需還給楚浮我過去沒給他的東西。 

The Dissolve:人們很容易會不屑於楚浮,視之為太軟或濫情。

貝托魯奇:我完全同意,或許說由你們這世代,會有這樣對楚浮的評斷。但你不認為那樣的危險甚至讓它更好嗎?他可以是濫情的,但他不是。那正是我當時做出的評論:他有點濫情、他從來不像尚盧克那樣政治化,等等這些事。很久以前,在1990年時我是坎城影展評審團的主席,芬妮亞當也在評審團裏。我遇見她時,我說,「我必需向妳道歉,因為我從來沒有給楚浮應得的尊重和熱情」。我請求她的原諒。 

The Dissolve:你一開始考慮以3D拍攝Me And You。為何你會考量這樣的可能,又為什麼你後來沒有跟從它?

貝托魯奇:拍片之前,我害怕只有兩個角色和某種鎖起來的房間,會引不起人們的興趣。而我一直喜愛五零年代的3D電影。我知道他們正在做《末代皇帝》的3D版本,但我當時還沒看過,我也想到這一百多年來電影經歷過的所有變化,所以我想我要以數位來拍攝這部作品,但我沒有拍成3D,我也沒有拍成數位。我在Cinecittà做了一些測試,拍攝時間實在是太長了,那是超過兩年前,也許今日會拍得更快。拍攝3D時,每次你將攝影機移動位置,你必需要等二、三、四小時,我沒法一直等下去。我從一個鏡頭發展出另一個鏡頭,再從其他鏡頭到另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召喚出另一個鏡頭--使用3D是不可能這樣拍的。我了解到膠片是比數位來得更寫意,使用膠片時,有種不確定性,這是我所說電影寫意的部份。你知道的,這些新技術是如此迷人,我不是那種會拆解玩具的人,說:「他們是怎麼做出來的?」我不是那種人。但我很好奇,這是我從來沒做過的事,對我來說這是吸引力之一。 

The Dissolve:你曾說過最引起你興趣的電影是那些像是在重新發明電影,創造新語言的作品。

貝托魯奇:畢卡索說複製別人比複製自己來得好多了。自我複製是不育的。我感覺導演們一直在拍同樣的電影是因為如此每個人才會認出他們作品...我喜歡觀眾說「這電影是誰拍的?」 

The Dissolve:你為威尼斯影展拍了部短片叫Red Shoes,是從你輪椅的角度來拍攝的。是什麼觸發了這部作品? 

貝托魯奇:威尼斯影展請許多導演拍攝一分半鐘的電影,集結在一起放映。我那時不知道我想不想要做這件事,但坐著我的輪椅外出--或說是我的電椅,在我的四周,有著一堆石子一堆坑洞在街上,要四處移動非常麻煩。所以這是一部政治電影--向羅馬市長的呼救,請求他做些什麼來改善街路的狀況[笑]。但一點用處也沒有,那天我們出門,一切還是一樣,除了變得更差。

The Dissolve:你在訪談中曾說過你認為當今的美國電視比現今的美國電影來得更有趣,現在你還這樣認為嗎?

貝托魯奇:我不是第一個認為美國劇集比電影來得更加有趣、更自由的人, 我對《絕命毒師》的一集[比起電影]更加地好奇。在故事上有其自由度,但就風格上來說有許多其他的東西也是自由的。在電視劇集中,他們不會執迷在編輯室中一直剪剪剪。會有角色並沒有做任何事的時刻,在一個系列劇集中,你可以有很長的時間把攝影機停在Walter White的臉上,像永遠不會離開似的,這再也不會被允許發生在電影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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