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g on Cinema: 遺忘與新生 -《沒有過去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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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6日 星期日

遺忘與新生 -《沒有過去的男人》


《沒有過去的男人》(Mies vailla menneisyyttä / The Man Without A Past - 2002)

(本篇有劇情透露)

芬蘭導演阿基郭利斯馬基(Aki Kaurismäki)年輕時是閱片無數的影癡,大學休學後從事各種底層勞力工作,八零年代和哥哥米卡一起創立獨立製片公司成為編導兄弟檔,他們一連串的作 品復興了當時停滯的芬蘭電影業。郭利斯馬基之後單飛的作品更為成功,電影主題在關注社會底層勞工的困境之餘,也逐漸發展出獨特的風格,成為九零年代歐洲最受關注的電影作者與芬蘭電影的代言人。

自言受法斯賓達、劉別謙、布紐爾、小津安二郎和布烈松等影史電影大師的影響,郭利斯馬基的作品充滿了冷調叛逆的幽默奇想、類型電影的指涉,畫面構圖和演員的表演又充滿了極簡的風格,冷面演員和乾淨簡潔的畫面所營造出的喜劇效果成為他的註冊商標,影響八九零年代許多獨立導演的風格。2002年的《沒有過去的男人》是他最受好評與歡迎的作品,奪得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與最佳女主角獎,並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沒有過去的男人》故事開始於黑夜中一位男子獨自搭火車來到赫爾辛基,他被一群流氓打倒在地搶劫一空,因傷重心跳停止被醫生宣告死亡,但隨後他卻驚醒失去了所有的記憶,成為一位沒有過去也沒有名字的流浪漢。他在遊民聚集的港邊重新開始生活,結交新朋友的同時也開始了一段感情,只是失去身份的他面對的是陷入經濟困境的芬蘭社會,以及潛藏於記憶深處不知何時襲來的過去。

記憶喪失一直是通俗類型故事受歡迎的戲劇元素,但郭利斯馬基以類型為引子,實際上講的是一則多重意義的寓言故事。主角在黑夜搭火車而來是一個十分電影式的隱喻,失去記憶與過去代表了沒有特定的身份。在電影的序場主角在公園熟睡時被襲擊倒地,流氓在散落一地的行李中拾起了焊接工的面罩,這一行動奪去了主角的身份與臉孔,而面罩也成為角色日後重拾身份的符號。隨後本片罕見的主觀手持鏡頭隨著角色遊蕩,到他在醫院中被宣告死亡卻奇蹟式的起身,再再暗示了其中的儀式與寓言:導演以上帝之手讓角色死而復生,他成為一個新生的人。

沒有身份的主角流落至社會的邊緣,受好心人救助住在港邊的貨櫃裏, 但每月高額的租金逼得他非得找個工作,他接受基督教救世軍組織的慈善救濟重新打理了一身裝扮,卻在職業介紹所因為寫不出名字被趕出門。社會制度的無情與剝削,和遊民間的慈善友好形成強烈對比,而主角有意無意地拒絕給自己一個姓名,更成為個人與社會之間衝突的導火線,不但之後他申請銀行帳戶遭到困難,警察更以缺乏身份意圖將他定罪。一場戲劇性的銀行搶案,讓他遇見了一位工廠倒閉付不出錢的老闆,這位老闆搶銀行只為了拿回他涷結的資金,以償還給員工的薪水。

郭利斯馬基依然以乾淨的構圖、簡潔有如默片般的表演與幽默的筆調來陳述這一連串看似不堪的社會現實與批判,長期合作的攝影師Timo Salminen镜頭下的藍天白雲與細膩光影,和多類型曲風的音樂選曲與簡樸悠揚的配樂,營造出美麗與殘破現實的奇異對比。一眾深黯導演風格的班底演員,以緩慢有如背誦的台詞與生硬動作,透過細微的表情傳達出幽默與情感,他們平凡、蒼桑充滿皺紋的臉孔成為光影中令人動容的符號。尤其女主角Kati Outinen也以本片獲得坎城最佳女演員獎,和導演合作多年,她的臉孔已是郭利斯馬基電影永恆的標記。遺撼的是同為班底表現精彩的男主角Markku Peltola於2007年因病過逝,去世時才51歲。

兩位演員在導演風格下木納的中年情愛顯的含蓄簡樸,供獻出不少令人芫爾卻又浪漫的橋段(「你偷走了一個吻」「對不起,我不是紳士」)。愛情的戲碼除了是類型所需,同時也符合了影片一個男人重生的命題,衣衫襤褸的男主角在女主角的「改造」下換上了西裝而重新振作,而男人尋得了愛情也成為他面對生命的動力。

此等壓抑外在與內心熱情的對比從角色、情節和風格上體現了阿基郭利斯馬基透過電影直視生命的視角,他慣常在電影中使用的搖滾樂元素在本片更是令人玩味。電影前段我們首度跟著女主角回到獨居的住處,她上床睡覺之前漠然地注視著窗外的月光,接著突然轉頭望向鏡頭,直讓人想起她和導演在1990年合作的《火柴廠的女孩》(Tulitikkutehtaan tyttö / The Match Factory Girl)中那位孤獨壓抑的勞工少女,似是當年女孩貧瘠的人生成為如今瞪著鏡頭的孤單女人。接著她扭開了收音機,傳出了奔放熱情的老式藍調搖滾劃破了空間的沉悶,她依然沉默地上床,瞪著眼睛寧視房間的黑暗,音樂卻帶著觀眾離開了房間,來到鏡頭下赫爾辛基的街頭夜色,所有遊蕩無家可歸之人也正蜷曲在黑暗的角落等待入睡。這城市如此破敗困頓,但內心的搖滾卻在無名的空間中舞動流竄。

男主角的到來也帶來了「世俗」的搖滾樂,他在救世軍慈善組織打零工時發現一組樂隊正在排練福音歌曲,他立即建議加入一些快節奏的曲目。很快地他的建議演變成兩場演出,一場是在白天面對遊民的演出,抒情曲目被介紹為描述「沒有上帝的空虛世俗生活」,歌詞卻唱著渺小人心如何闖蕩在無垠的大地,台下聽眾個個飽經風霜的默然臉孔應照著生命浪遊的終局。另一場演出則是在深夜,樂隊加快了節奏唱著人心如何遭受魔鬼的誘惑。追尋夢想的勇氣和承受誘惑的軟弱在這兩場演出一日一夜似是道盡了生命的一切,卻也是主角生活重新注入生命力的隱喻。

電影最後的高潮一如預期,男主角的過去終於找上門來,他發現他在家鄉有個妻子,當初他因不明的理由搭上火車離鄉,這次他得放下建立起來的新生活搭火車回到過去,火車成為一種時間旅行的隱喻,他一如當初進入電影般地離去。他回到家中,妻子卻告訴他兩人早已離異,他聽著自己過去陌生的歷史,已然和現在新生的男人完全不同,他確實如片首所示的那般死而復活,而新的生活依然還在遠方等待著他的歸去。當他終於清算了過去,回程的火車上開始放著日文歌曲,餐車送上的是日本壽司,一切如此地嶄新且奇異,此等趣味像是導演開的一個玩笑,卻也是對整個經歷經濟蕭條社會重新振作的鼓舞。

在最後一場戲中我們看到女主角落寞地為剛失去的戀情而哀傷,而台上正演唱著淒美的情歌(又一首世俗歌曲),訴說著夢中的回憶如何美麗,卻也暗指著永遠不願夢醒的哀愁。美好的歌曲訴說著生命與時間的現實,但在電影中台下的女主角還是盼回了她心愛的男人(「我一度很害怕」「別怕」)。他們牽手穿越鐵軌步向夜色,火車駛過畫面,劃開了鏡頭與兩人的身影,似是切開了過去與未來,也切開了電影與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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