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g on Cinema: 《敦克爾克大行動》 — 比真實更「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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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4日 星期日

《敦克爾克大行動》 — 比真實更「真實」


(本文原刊載於週刊編集The Affairs第三期2017/8/20,網誌版稍做修改)

1940年五月底,英法四十萬部隊被逼退至法國北部城鎮敦克爾克(Dunkirk),英軍為避免被德軍殲滅而展開了大規模的海上撤離行動,在海空夾擊下原本預估只能撤離三到四萬人,最後政府動用大批小型民船,奇蹟似地成功營救約33萬名士兵返回家鄉,成為日後反攻的關鍵。「敦克爾克精神」(Dunkirk Spirit)一詞自此進入英國文化,象徵英國人團結奮戰面對逆境的勇氣。

在「敦克爾克精神」宣傳下成長的英國導演克里斯多夫諾蘭(Christopher Nolan)選擇此戰役做為戰爭類型片的嘗試,新作《敦克爾克大行動》(Dunkirk,2017)從拍攝到上映期間正好是英國脫歐沸沸揚揚的時期,敦克爾克精神常被民族主義者視為脫歐的象徵,其分歧的意義讓各方政治評論大作文章,此外影片和史實的差異與偏離大敘事卻缺少情感的情節都引起了不少爭論。諾蘭表示本片不以政治出發也非傳統的戰爭片,而是一部關於求生的懸疑電影。看過本片IMAX巨幅銀幕版的觀眾,應當難以否認這是一場充滿諾蘭風格的電影形式展演,相較於歷史背景與政治意識,「懸疑」「刺激」是更常被導演提起的關鍵字。

事實上本片作者招牌比起歷史戰役更加引入注目。諾蘭早期以《記憶拼圖》(Memento,2000)中時序倒轉的複雜敘事一鳴驚人,到蝙蝠俠系列第二集《黑暗騎士》(The Dark Knight,2008)後聲勢更攀上高峰,超級英雄故事被改頭換面,成為融合超現實幻境與嚴肅黑色警匪類型的心理創傷與文明失序寓言,希斯萊傑(Heath Ledger) 的有如來自惡夢般的小丑形像定格在大眾意識之中,影迷也乘勢將諾蘭推上了神壇般的位置。

《全面啟動》(Inception,2010)更明白地說明了導演對電影創作的概念。影片以一群侵入他人夢境竊取機密情報的高科技盜賊,展演人類意識各個不同層次夢境中時間的扭曲結構與心理投射的幻覺世界;你無從得知何時進入夢中,也難以辨明所處現實的真偽,更深層的夢境讓時間感知更加緩慢,植入的思想也將更加深刻。這是關於夢的科幻,也是關於電影形式本身的隱喻,諾蘭創造出一層層的電影幻覺,並邀請觀眾交出全然的信任(take a leap of faith)。

從《敦克爾克大行動》來看其實再清楚不過, 開場就像觀眾突然進入一場夢境,逃亡的士兵被丟入沒有開始和結束的空間,廣闊的天空與海洋是巨大的舞台,飽受戰火摧殘的士兵排起隊伍面向無法跨越的海峽。前進折返的徒勞貫穿了整部電影。片中人事物都像是潛意識的投射,你看到屍體但不見血,炸彈在身旁爆炸但沒有坑洞,如時鐘般滴溚作響不斷升高的配樂取代了環境音,心智被巨大轟然的無機影像與聲音包圍,這是全然的人造空間,像是來自遊盪在敦克爾克亡靈的召喚。諾蘭再次透過IMAX 70mm膠片畫面宣示傳統電影在感官上無法被數位格式取代的質地(可惜膠片格式台灣無緣得見)。

劇本如數學和音樂般精密的設計把玩了三條敘事線的纏繞,按空間與時間分為防波堤一週,海上一天和空中一小時,陸海空三方角色觀點的交錯不再有前作裏多層穿越的物理規則,而是直接連結到電影敘事的本質。交叉剪接營造出事件同時發生的錯覺,場景卻從黑夜切到白天,過去閃回未來;我們才看到民船救起一位承受戰爭創傷驚魂未定的無名軍官,之後卻看到同一名軍官在黑夜的海上指揮若定判若兩人;空中飛行員望見海面上被擊沉的船艦與掙扎求生的士兵,隨後觀眾看到海岸上一隊士兵登上預示死亡的漁船。電影透過不同速度時間線的錯置穿越,暗示每條敘事線在內在情感邏輯的呼應,也展示了生死機遇的命運與偶然。諾蘭企圖以敘事結構創造出敦克爾克戰役的完整體驗,對電影形式的信仰相比於影片的戰爭主題其實不遑多讓,甚至尤有過之。

在更純粹的形式展演下,本片一反過去導演作品對情節台詞的依賴,大幅簡化了角色背景與性格。電影主線的年輕士兵湯米(Tommy),和海岸上徘徊的任何一位士兵沒太多不同,除了生存的慾望,他似乎無暇再展露任何情緒。如同海上驅船救援的道森船長(Dawson),空中和敵機交火的飛行員費洛(Farrier),每個角色化為巨大的臉孔,構圖、表情與動作成為戲劇重心。除了來自默片的影響,導演自言參考了許多經典電影的手法與氛圍;筆者想到的是布烈松(Robert Bresson)《死囚逃生記》(A Man Escaped,1956)《扒手》(Pickpocket,1959)對於物品的凝視與人物的模型化處理,另外也聯想到匈牙利導演楊索(Miklós Jancsó)的《紅與白》(The Red and the White,1967)中面目模糊不斷死亡的年輕身體,戰爭剝奪了人的身份,當下的行動成為存在的唯一證據。

湯米在空間與人性上的「撤退」,對照到海空兩條線的「前進」,生存試煉下信仰的虛無,與英雄主義、國族主義,以及人道溫情相互碰撞合流。諾蘭不避於展現士兵為生存不惜一切的人性醜惡,同時也急切地展現平民為國家前往戰場的勇氣,和飛行員為救人不惜犧牲的英雄行徑 。三條敘事的聚合將電影帶往最後情緒上的高潮,完成了角色各自的選擇與宿命後又再度錯散。電影於湯米茫然地在火車上朗讀邱吉爾的演講詞中結束,像是兩種不同敘事的辯證拉址,撤退是失敗,亦或生存即是勝利?又如另一位跟著上船還沒看到戰場就意外身亡的少年,他的死亡說明了戰爭的荒謬與徒勞,還是踏上船的那一刻就已完成某種英雄般的自我超越?

諾蘭策略性地不把意義說白,但就像另一位存活的士兵認為在家鄉迎接他的會是父老的鄙夷眼光,卻在天亮後驚覺眾人的熱烈歡迎,不同的敘事決定了事件不同的意義,如同敦克爾克精神各方分歧的詮釋。 在電影裏時間可以重組,空間可以挪動,海岸兩側除了符號與象徵就是一片空無,敦克爾克的影像不必然完全反應真正的歷史事件,電影創造出的故事與體驗,對諾蘭來說可能比真實還更「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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