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g on Cinema: 《第三次殺人》一場電影的瞎子摸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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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7日 星期四

《第三次殺人》一場電影的瞎子摸象


(本文刊載於The Affairs週刊編集第11期2018/5/10)

近十年來以《橫山家之味》等一連串家庭劇聞名國際的日本導演是枝裕和,新作《第三次殺人》(2017)是他創作題材的又一次轉向,故事描述刑事律師重盛為坐牢多年出獄後二度犯案的殺人嫌犯三隅辯護,但三隅不斷改變說詞讓真相顯得撲朔迷離。表面是日本市場頗受歡迎的犯罪推理類型,但以本格推理來期待不免讓人失望,電影一開場就直接揭露了兇手身份與殺人過程,嫌犯說詞的反覆更多是關於角色的狀態,而非提出新的情節線索。若視為社會派推理也頗有疑慮,三隅出身自底層的身世在片中只留下了模糊的輪廓,連同死者家庭的工廠經營與律師本身的失婚與執業風格,約略構成批判現代社會故事中常見的精神樣貌。

也許可以從是枝裕和早期的紀錄片拍攝,以及《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2004)《 這麼…遠,那麼近》(2001)這些關注社會事件的作品來看這次的創作脈絡。導演在劇本研究時雇用多位真實執業律師來模擬審理各個階段的情境,從律師與檢查官的辯護策略和交鋒,到法官判決背後的心態細節,以期能如實呈現日本法律運作的樣貌。矛盾的是紀實的考量下,角色仍多少延襲了類型臉譜化的處理,如原本充滿現實算計的律師逐漸地軟化,被害者女兒懷抱著楚楚可憐的秘密,嫌犯不斷以謊言掩蓋真相的異常人格,這些都體現在演員的表演風格上。

若以死刑議題觀之,《第三次殺人》並沒有如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的《殺人影片》(1988)或其他死刑電影那般展演處決場面以突顯國家殺人的暴力本質,導演也拒絕清楚揭露嫌犯心路歷程,一部份阻絕了觀眾在情感上的同理。台詞不斷出現「沒有人是不該生下來」的兩面論證,是影片少數討論殺人與被殺理由的部份。大量室內人物對談與臉部特寫,或可連結到大島渚以死刑為題的經典《絞死刑》(1968),但是本片並沒有走向大島渚那般高度風格化的超現實調度,也無意將死刑與國家暴力的論辯提升到抽象的概念層次。

反之電影仍然充滿了觀眾熟悉的是枝裕和式寫實溫情手法,比如重盛在訪查中意外察覺三隅不言說的生活細節與幽微心理,包括和被害者女兒咲江間類同於父女的感情。細心觀眾也可發現重盛和退休法官父親間意在言外的心結,他離婚後混亂的生活狀態和對女兒的愧疚情緒。此類細節提供重盛對三隅情感投射的心理動機,兩人共通的殘缺父親身份觸動了重盛把三隅從被告與嫌犯的身份還原成為一個活生生的人,於是人如何理解並審判另一個人成為本片的核心追問。


理想中法庭是追求真相與正義的場所,但實際上卻是以協調各方的利益衝突為目標。法官、檢查官、律師無力或無心於真相,反而對於判案積效更加在乎,正應對了三隅拒絕表露真心的空洞甚至是憤怒。但當重盛看似碰觸到事件的真相時,三隅卻回報以更大的謊言。片中多次指稱三隅有如一個「器皿/容器」,原指他空有人的軀殼卻缺乏人性感情,但情節反倒讓角色坐實了容器的功能,三隅一概不承認也不否認別人加諸於他的認知敘事,不論是檢查官認定的殺人罪行,小報記者影射他和被害人妻子的關係,甚至是重盛律師投射的父親身份與犯罪動機。「重盛」和「三隅」這兩個名字暗示了律師急欲在空洞的容器中注入意義詮釋的渴望。

電影重覆出現監獄中律師和委託人隔著玻璃會談的場景,幾次人物構圖和光影的變化,讓這空間逐漸成為心理攻防的場所。透過玻璃上疊合有如柏格曼(Ingmar Bergman)《假面》(1966)的倒影一再提示兩人的連結與試探。分隔的玻璃不斷強化那難以跨過的界線,關於如何理解他人與混沌的真實,甚至是如何跨過存在困境到達正義的彼岸,成為本片最重要的形式意像。這再簡單不過的案件,卻因三隅說詞的顛三倒四,讓重盛形容這場官司有如「瞎子摸象」,摸到的永遠只是所見的一小部份,電影也營造出一種永遠無法企及真相的幻覺。

然而片名「第三次殺人」意指三隅透過司法制度和死刑了結自己生命的行動,是個人對制度最大的批判與嘲諷。重盛最後在揣測三隅意圖的情況下決定成為死刑判決的幫兇,如同咲江認為三隅為了保護她而殺死了她的父親。電影中兩場非現實且視角不明的幻境提示了情節外另一層次的運作,第一場雪地的三人嬉戲建立了重盛和三隅身為父親的身份認同,第二場殺人場景的重演卻暗示重盛和咲江意義上成為三隅的同謀,這也是為何當判決結束後重盛步出法庭,他似是感覺沾到血漬似地往臉上一抹,一樣的動作也出現在幻境中的咲江以及現實中的三隅。是枝裕和苦心積慮地以形式建構出另一層抽象的電影空間,象徵人與人之間意在言外的阻隔與連結,這場審判與電影意義的完成,正仰頼觀眾對三隅動機的理解,如同重盛與咲江所做的一樣,反應了導演創作本片的野心。

有趣的是直到最後的那場交談,三隅仍然不願吐露真心,角色始終如一的曖昧似是拒絕被電影敘事所定義,這是導演對敘事權力的警覺與謙卑,表達了審判有其界線的觀點,卻讓觀眾陷入和重盛律師類似的困境。只是這場戲在台詞之外,天頂透下來的光線已然道盡了三隅內心的清明,封閉了情節詮釋的可能,更不用說之前一度跳到咲江的觀點以揭露關鍵的事實,早已破壞了電影侷限觀點下的人性迷霧,這是敘事的失手或是導演對人性連結的不捨?或許《第三次殺人》也是一場掙扎在創作意圖與戲劇操作下勉力逼近真實的「瞎子摸象」,當然本篇文章同樣只是筆者目前所能摸到的部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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