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展 觀後記

記2018台北電影節(1) —《平行家屋》《自己的工廠自己救》《薩瑪的漫長等待》


《平行家屋》 わたしたちの家/Our House (2017)
導演:清原惟

年輕導演清原惟的研究所畢業製作,一方面可以看成是兩段短片故事的交錯剪輯,第一段是描寫14歲少女心思如何面對父親離去母親打算再嫁的生活散文,第二段是失憶的女人和神秘隱居女子同住的玄奇故事,兩段故事各自成立也都可以是有趣的小品。但這部片的核心構思是讓兩組人物和故事發生在同一個居住空間,像是平行時空的重疊,透過聲音和空間的連結產生神秘的相互感應,因此可以產生不少有趣的關於電影設計上的思考。

比如雖然是同一個房屋,但兩段故事用了不同的鏡頭與構圖來呈現,加上傢具物品擺設的差異,讓人感覺似曾相識但又無法確認,只有在幾處關鍵場景有明確的暗示。再來是兩段故事看似毫無關聯,但交錯呈現下像是在戲劇元素上有所呼應,比如封閉的倉庫在少女這邊是過往父親的塵封回憶,對失憶女子來說卻是同居好友不願透露的秘密。當然很容易去猜測這兩組人物是否代表不同時間的故事(電影中很少有現代科技物品的出現),或是失憶女子其實是少女的幻想之類的多層現實與夢境交錯,諸如此類讓人腦洞大開的設計還頗有趣味。

導演在影像與聲音上花了不少心思,將日常住所異質化成引人奇幻空間,我個人聯想到的一個是《沒有過去的男人》開場一個男子從黑夜搭著火車而來的十足電影化意像,在這裏失憶女子從船上醒來配合著黑夜港邊的燈火,同樣有種人物來自於虛無的後設感。更明顯的是《穆荷蘭大道》裏兩位女主角的相遇與冒險,最後解開真實與虛構之謎的同樣是一個等待打開的箱子。然而《平行家屋》的最後並沒有真的去解釋什麼,說明導演思考的是純然的電影幻境,只留下無盡的神秘停止在禮物被打開的那一刻。


《自己的工廠自己救》The Nothing Factory (2017)
導演:Pedro Pinho

2017坎城平行單元費比西得主,今年北影國際新導演競賽入圍,這部三小時難免略顯過長的葡萄牙劇情片,描述一升降機工廠管理階層無預警結束營業後的工人抗爭行動,工人們為了挽救飯碗強行佔領工廠,試圖和高層進行協商,最終嘗試轉型自主營運。電影某些時刻讓人想起肯洛區關注社會正義與勞工階級的筆觸,包括(非職業演員演出的)工人們身處危機中的種種細節,彼此互相辯論爭吵並試著在政治上覺醒。導演Pedro Pinho更積極地加入了大量的知識份子的論戰場景,其中一位配角從身為旁觀紀錄者轉變成積極介入的社會運動者,不斷以口白痛陳資本主義的危害與宣揚勞工階級覺醒的可能,其中結合部份紀錄片的形式,成為一部政治味十足的後設電影

在略顯生硬的政治教條裏,劇本為主角加入了很多工廠之外的生活情境,包括和女友與小孩相處的情節,和一場龐克樂現場演出。除了增加了不少人性刻劃之外,似乎他的工作危機和床第之間的性別關係互有對映,但我暫時看不出用意何在。電影後段一場突悌的歌舞片段則像是直接地反諷左派資本社會階級翻轉的願景是一場荒唐不切實際的幻夢,也直接指涉了電影這個媒體切入並詮釋社會現實問題的侷限。結尾主角和社會運動者的爭吵與和解,反應出導演對本片主題的自省,在人與世界對抗中的種種對自我存在的猶疑與重新肯定,其來來回回幾乎碰觸到了些許的詩意。

對政治電影類型不甚熟悉,導演拋棄了精緻的戲劇形式,不採用數位拍攝,反而以16mm的媒材尋求復古的情調,可是跨類型的拼貼實驗又讓這部片電仍然帶有反叛性和現代感。也許本片可視為一種回望,片尾字幕打上本片用以紀念葡萄牙一間真實存在的工人自治工廠,從七零年代開始營運到2016結束,所以電影反而是在一切都結束的當下重新虛構一個開始。片中主角大聲質問這世界有誰可以脫離資本主義的結構,電影卻也只能收尾在工廠重新運作向前行的不安之中。


《薩瑪的漫長等待》Zama (2017)
導演:Lucrecia Martel

不久前才首次接觸阿根廷導演露柯西亞馬泰的作品,這位量少質精的導演,十七年來也才拍過四部片,前三部《魔沼》《聖女》到台灣曾上過院線的《失憶薇若妮卡》,一部一部看下來確實讓我感受到其神秘疏離的風格中,每部都不斷飛躍到新境界的驚喜。不過這部相隔九年的新作於我而言實在是個困難的觀影體驗,導演某種程度從她過往的當代題材與敘事手法偏離,改編自阿根廷作家Antonio di Benedetto於1956年出版目前已成經典的原著小說,以相較於前作更大的製作規模挑戰十八世紀的古裝劇,用更直接卻也更迷離的方式面對不斷縈繞在幾部前作中的潛題,關於南美的殖民歷史與殖民者身處當代的認同危機。

對於不熟悉片中的歷史背景以及原著小說對阿根廷文壇的影響力的觀眾而言,這部片的改編策略和與觀眾對話意圖已然是個難解的謎團,故事片段化的設計和敘事長時間的跨度和更多的出場角色,都和導演過往聚焦在少數人物場景並營造單一懸念的走法大相逕庭。親暱的鏡頭運動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固定景框,美麗多彩的膠片攝影也換成了刻意蒼白冷調的數位影像。但仍然明確可辨的導演印記在於畫面不時出現前中後多層景框的對位設計,以及如神秘男孩或幽靈房客的魔幻寓言意像,各種畫框內外的聲音設計同樣創造出迷離難辨的神秘感。視覺上的變與不變中導演發展出她個人創造文學與歷史等非寫實空間的手法。

在主角薩瑪不斷等待調職的歲月中,敘事在轉場間壓縮了時間,翻轉了人事與環境,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各式角色交錯,薩瑪的內在與外在逐漸地衰敗,電影末段他踏上追捕大盜的魔幻旅程,卻發現那位傳說中不知死了多少次的大盜只是個無法確認其存在的名字,在這片土地追尋著不知從何而來的寶物。薩瑪渴望回鄉和妻兒團聚直指殖民者的歐洲情結,其後卻又揭曉他其實和印地安女人生了個混血兒子,或許這其實是虛幻鄉愁下的日久他鄉,但現實是歷史糾纏下白人永遠難以落地讓此地成為故鄉。對我來說薩瑪不像是個有血有肉的角色,他只是個承載電影的符號,就像亡命大盜或可說是各個不同盜匪的綜合體。殖民者的蠻橫與挫敗,印第安人的控訴與悲情,在這個魔幻寫實的歷史空間裏,最後只有活下去才是唯一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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