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the Affairs週刊編集No.27 2019/9/10）
1949年，曾演出《北非諜影》事業正值巔峰的瑞典藉好萊塢巨星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寫了一封熱情的「告白信」給素不相識的義大利新寫實主義導演羅貝托羅賽里尼（Roberto Rosellini），隔年兩人開始合作拍片後隨即傳出婚外戀情，成為美國大眾熱議的巨大醜聞。不但褒曼被好萊塢放逐，羅塞里尼的風格轉向也不被評論所認同，合作的五部影片成為商業與評價上的災難。然而兩人短暫的婚姻除了育有三名子女，日後這些作品的影史地位也逐漸得到平反。剛結束的「金馬經典影展：義大利電影課」選映了其中三部作品，就筆者的觀點，羅塞里尼的新寫實電影原則和好萊塢明星的衝突，讓這三部片都有某種「行不通」的張力，然而其創作軌跡仍然饒富趣味。
《火山邊緣之戀》（Stromboli, 1950）是兩人的定情之作，英格麗褒曼飾演戰後流落至義大利難民營的外國女子，其明星風采與身在四周的難民婦女已有著錯位的怪異感。為了離開難民營，她和僅有數面之緣的義大利士兵結婚，並移居至丈夫家鄉——位於義大利西部外海的斯特龍伯利火山島，貧瘠的土地、破舊的房屋、封閉的村落，都對新嫁來的時髦媳婦產生窒息般的壓力。羅塞里尼有意在這部喜劇中讓屬於新寫實風格的實景拍攝與非職業演員，和褒曼代表的好萊塢明星符號進行激烈的撞擊，並對來自城市的自由、功利、敗德，與傳統村落的父權、保守、專制做出各打五十大板的批判。
一幕充滿紀實風格的漁民捕捉金槍魚的壯觀場面，和英格麗褒曼美麗的驚恐表情特寫來回剪接，暗示著女神的來臨引發了金槍魚的湧動，眾人慶祝漁獲豐收之際女主角卻無法接受其中的暴力，而後和丈夫的衝突甚至在意義上引發了火山爆發，大自然符號暗示的不只是男女間的性衝突，甚至是不同文化、階級價值系統的激烈對撞。彷彿對「寫實」精神的執著，羅塞里尼並沒有讓女主角與丈夫和解，她試著色誘當地的神父和漁民以逃離這座島嶼，甚至還必需懷著身孕徒步穿越才剛停息的火山，並在濃煙與高熱寸步難行的山腰，痛苦地向上帝呼喊以求得心靈的洗滌與重生。無論能否認同這充滿宗教意涵的開放結局，褒曼與火山對抗的能量，羅塞里尼影像中難掩的激情，皆極為可觀。
類似的衝撞策略延續到了《歐洲51年》（Europe ‘51, 1952），英格麗褒曼演出來自國外的上流社會女子，在小兒子疑似自殺身亡後，出於愧疚，她逐漸體認到自己無法在戰後繼續過著富裕的生活。在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好友引導下，她無法遏抑地親身進入窮困階層濟貧救苦，這些行為當然無法被丈夫所理解。羅塞里尼曾拍過描寫聖徒故事的《聖方濟各之花》（The Flowers of St. Francis, 1950），《歐洲51年》可說是現代版本聖徒的誕生，只是褒曼的角色必需遭受社會一連串針對其政治立場與精神狀態的審查。然而也正是因為其美麗、堅毅的臉孔讓這角色再次成為寓言式的存在，承載了歐洲戰爭傷害的痛苦，轉化成對戰後資本社會發展的良心覺醒。
和前作類似的錯位發生在褒曼勉強自己進入工廠替人代班，在充滿機器和噪音的巨大空間中她陷入不知所措的恍惚狀態，這彷彿是日後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紅色沙漠》（Red Desert, 1964）的先聲，以環境空間的衝擊影像揭露出當代社會的非人性。電影最後她被丈夫和家人送進精神病院，她和院中的每位病人的臉孔在意義上疊合成為共同體，但她的臉仍然脫穎而出為旁人帶來了情感上的力量。
到了《義大利之旅》（Journey to Italy, 1954），也許隨著兩人的感情日趨淡薄，題材也顯得更為平靜與私人。英格麗褒曼和喬治桑德斯（George Sanders）飾演一對來自倫敦的富裕夫妻，在義大利鄉間的度假之旅讓他們發現難以忍受和彼此的獨處，前作階級和政治的無解換成了婚姻關係的無解。兩人在不斷言語交鋒後不歡而散，妻子只得獨自探訪義大利的文化古蹟和自然景觀，丈夫則是在當地的夜生活中尋歡作樂。劇本將戲劇性情節減到最低，讓影片有如現代常見的漫遊電影，角色漫無目的地尋求解答，潛意識卻逐漸被環境所影響。
在此褒曼美麗的臉龐依舊，卻是不安與猶豫的，婚姻的脆弱和義大利的歷史文化相互並置，面對時間的洪流她不再有同等對抗的力量，一幕夫妻同遊龐貝古城遺址，目睹兩千年前被火山掩埋相擁而死的兩具遺體，讓情感衝擊來到最高點。羅塞里尼像是預視了他和英格麗褒曼的婚姻結局（兩人於1957年正式離婚），最終他讓這對夫妻意外陷入節慶遊行的隊伍中被沖散，卻在充滿歷史與信仰凝聚的一刻突然找回了對彼此的愛，理性無法支撐的婚姻卻在環境的暗示下建構出新的精神現實。在新寫實電影潮流已然結束的當時，本片似乎指出了往現代精神困境探索的新方向，雖然這不是這對愛侶搭檔的最後合作，但影片看似美好封閉實則曖昧開放的結局，卻像是為兩人深具反抗意味的關係，和義大利電影在戰後回應時代的探索，標示出一個階段的結束。
（完）
